一、千年轮回：“改稻为桑” 的当代延续

“谷非地不生” 的古训早已镌刻进农耕文明的基因，而 “改稻为桑” 式的耕地用途异化，却在历史长河中反复上演。从古代为追求丝帛之利改粮为桑，到如今为发展产业挤占良田，本质都是耕地的生产功能让位于短期经济诉求。这种跨越千年的惯性背后，是粮食安全的公共属性与产业利益的私人属性之间的永恒张力 —— 当一亩耕地种粮的收益远不及建厂、种树或养殖时，逐利冲动便会冲破耕地保护的伦理防线。

如今的 “改稻为桑” 早已褪去古代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底色，演变为更具破坏性的耕地 “非农化” 与 “非粮化”。有的耕地被圈占为产业园区，地表被水泥覆盖后彻底丧失耕作能力；有的被改造成养殖场、景观湖，土壤结构遭到不可逆破坏；还有的虽保留农业形态，却从种粮转向经济作物，形成 “良田不产粮” 的结构性失衡。这些现象与古籍中 “废农桑而务商贾” 的记载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，印证着耕地保护面临的千年难题从未真正破解。

二、利益迷局：短视发展观的三重侵蚀

当代 “改稻为桑” 的蔓延，根源在于短视发展观对耕地保护底线的三重侵蚀。

其一，政绩导向的功利性开发消解了耕地的战略价值。在经济增长的考核压力下，部分治理者将耕地视为最便捷的 “发展资源”，把占用良田搞产业包装成 “乡村振兴”“产业升级” 的政绩工程，却对粮食安全这一 “国之大者” 视而不见。这种以牺牲长远安全换取短期政绩的行为，与古代为充盈府库而强令农桑改易的短视之举如出一辙。

其二，资本逐利的破坏性渗透动摇了耕地的用途根基。当工商资本大规模介入土地流转，逐利本性使其必然倾向于高收益的非粮用途，甚至以 “现代农业”“三产融合” 之名行占用耕地之实。粮食作物的低收益与经济作物、非农产业的高回报形成强烈反差，即便有政策约束，也难以阻挡资本对耕地用途的扭曲 —— 正如古代农户在重利诱惑下偷偷改桑，如今也有经营者宁可让耕地撂荒也不种粮，或变相改变种植用途。

其三，制度执行的宽松化纵容瓦解了耕地保护的刚性防线。尽管 “18 亿亩耕地红线” 早已划定，“六严禁” 等法规明确具体，但在实践中仍存在 “雷声大雨点小” 的执行困境。有的地方对违规占用行为 “视而不见”，有的整改搞形式主义导致问题反复，还有的以 “占补平衡” 之名行 “占优补劣” 之实，用劣质土地填补数量缺口，实质是对耕地质量的隐性侵蚀。制度执行的 “宽松软”，使得耕地保护的 “硬措施” 沦为纸上条文。

三、安全之虞：被透支的生存根基

“改稻为桑” 的当代延续，正以隐蔽而危险的方式透支着国家生存根基。从资源禀赋看，我国人均耕地少、质量总体不高，中下等质量耕地占比高达 70%，后备资源严重不足，在这种家底下，每一寸良田的流失都意味着粮食安全防线的松动。当耕地被大量占用或改作他用，粮食生产的 “地根” 便会动摇，即便能通过进口弥补缺口，也难免在国际局势动荡时面临 “卡脖子” 的风险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耕地的破坏往往具有不可逆性。有的耕地因取土、污染导致无法复耕，有的因长期种植非粮作物导致土壤肥力衰退，这些损害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修复。而 “占补平衡” 中存在的布局错配问题，更造成了资源的双重浪费 —— 把适合种粮的平地改作他用，却在生态脆弱的林地、草地开荒种粮，既牺牲了粮食产量，又破坏了生态平衡。这种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对子孙后代资源的 “提前预支”，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伦理。

四、破局之道：重构耕地保护的价值共识

破解 “改稻为桑” 的千年困局，关键在于重构耕地保护的价值共识，让保护耕地成为比利用耕地更坚定的选择。在制度层面，必须强化 “长牙齿” 的硬约束，将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落到实处，实行严格考核、一票否决、终身追责，让违规占用者付出沉重代价。同时要完善利益补偿机制，通过提高种粮收益、健全农业补贴，破解 “种粮吃亏” 的现实困境，从根源上遏制非粮化倾向。

在发展理念层面，需要彻底扭转 “重经济轻农业”“重短期轻长远” 的思维定式。产业发展应当避开耕地红线，通过盘活存量低效用地、推进集约利用实现空间优化，而非向良田 “伸手”。正如古人最终领悟 “农为邦本” 的真谛，当代社会更应清醒认识到：产业繁荣可以循序渐进，但耕地一旦流失便难再复得；经济指标可以追赶超越，但粮食安全一旦失守便会陷入被动。

“民非谷不食，谷非地不生。”“改稻为桑” 的千年轮回警示我们，耕地不仅是生产资料，更是文明存续的根基。在工业化、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今天，唯有守住耕地红线，才能守住 14 亿人的饭碗，守住国家发展的安全底线。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汲取，更是对子孙后代的责任。